【依公義而行，律師的社會參與】
〈用堅持與良心，「說」出法條裡的動人風景〉-邱顯智篇
辯才，是律師的資產。足以吸引法官注意，撼動人心、甚至扭轉案情的，有時候正是語言的力量。然而法庭上的攻防，絕不只是「口舌之爭」而已，對案情的高度掌握、深厚的法學素養、乃至對人性的操控，當化為行雲流水的語言，才足以牽動法庭內的理性與感性。先不論勝負，律師正是透過為當事人的奔走、言詞交鋒論戰，描繪出公平正義的圖像。言語是何等重要的工具，它能讓人看見那個在律師心目中的美麗新世界。
不訴求激情，不天花亂墜，死刑辯護律師邱顯智說：律師做為弱勢者的代言人，在面對巨大壓力、特別是面對國家權力時，所能夠做的，就是和對方做「講道理」的比賽，讓國家權力的殘酷性、濫用程度可以較為緩和下來。否則，弱勢者的委屈、無奈根本無處可說。
關廠工人案面對的是勞動部、大埔案面對的是內政部、鄭性澤案要對抗的是法醫和檢警……，在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時，必須要提醒對方，謹慎使用權力。邱顯智深知抗爭的代價很昂貴，有時候當事人也會因各種主、客觀因素而打退堂鼓。也正因此，對於那些背負排山倒海壓力、而願意持續抗爭戰鬥到最後一刻的受害者、社運人士、NGO團體等，邱顯智以站在他們那邊，協助他們對抗知識優勢包裝下的暴力，來向這些勇者致敬。
特別是為冤案辯護。他所堅持的是，因為生命沒有重來的機會，一旦判決死刑定讞槍決了，一條生命就沒了，司法機關應該要有承認錯誤的勇氣。
說起鄭性澤案，他提出的第一個觀點便是警方辦案的專業能力不足。一開始警方就對所有案發現場存活的證人刑求，尤其是當時也持槍的鄭性澤(案發現場取出4把槍枝，鄭所持是2把改造手槍)，案發時他也中彈，因此被送往醫院包紮，然後馬上又被帶回警局受到極不人道的刑求，直到他簽下自白書，承認開槍犯案，才又被送往醫院治療。到達醫院不久，檢察官前來訊問，由於刑求他的警察就在旁邊，所以他不敢跟檢察官說自己沒開槍，但鄭性澤留下一個線索給檢方，他說是用兩把改造手槍開槍，「當時檢察官只要查驗那兩把槍就會知道鄭性澤沒有殺警，因為那兩把槍並沒有開過。」可惜檢察官忽略了這個關鍵，一路配合著警察押人取供的辦案方式。然而就在警方宣布破案後，鑑識報告指出殺警的那3顆子彈來自同一把克拉克制式手槍。但是警方的第一個版本是鄭性澤和另一名當場死亡的歹徒共同射殺員警，和鑑識結果有極大出入。於是警方開始羅織一連串極為矛盾的證據，想方設法要入鄭性澤於罪。
邱顯智說，警方辦案缺乏科學根據，現場證據都沒有被保存，而且所有對鄭有利的證詞都不被採用，警方甚至在事後刑求證人補作筆錄，硬是要讓鄭沒有碰過的犯案凶器跑到他手裡，以落實他殺警的「事實」。在警方荒腔走板的辦案下，辯護律師團採取「自力救濟」，依照槍擊案現場的等比例，製作了立體模型的「刑案娃娃屋」，分析案情並對外說明。邱顯智說，在並不寬敞的KTV包廂內，警察一衝進來槍戰就開始，鄭性澤也受流彈所傷，要身手矯健的跑到凶槍擊發位置去開槍的可能性極低，加上中間還坐了兩個人，快速挪移過去的機率更低。且現場證人都沒人指認鄭性澤開槍。
由於台灣槍戰不多，缺乏經驗值，加上法醫專業不足，法官又不願採信對鄭有利的證詞。對照蘇建和案，當時很多事實已經還原，而鄭性澤案卻因現場被破壞殆盡，甚至證據被隱匿的可能性極高，翻案困難重重。但這是一個明顯冤錯的案子，基於法律良心，有200多名律師連署要求重審。律師團除了在法庭內不斷抗辯外，也向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喊話，希望他們在不受救援團體的說法影響下，先仔細看過鄭性澤的案卷，再憑自己的良心判斷：這個案子如果執行死刑，是否良心能安？
十幾年來，關注鄭案的律師、社運人士、人權運動者、立委、監委越來越多，甚至民間有些熱心的媽媽每個月到看守所送便當給鄭性澤，為他加油打氣，而且這也是受到國際高度矚目的案件，國際特赦組織已發出全球緊急救援。
哥白尼提出天體運行說，被視為邪教異端而鋃鐺入獄，但真理永遠是真理，如今的世人都知道了地球並非宇宙中心。邱顯智強調，冤案就是冤案，對生命的尊重態度是普世價值，還鄭性澤清白是遲早的。「但是我希望這一天不要來得太晚！」鄭性澤屈居冤獄已12年，一個冤錯，毀掉的不只是一個人的一生，還有他的家人、親友。他說，擁有至高權力的國家對照平民老百姓，宛如烈日秋霜，薄霜如何禁得起烈日烤炙？所以誠如影響他走上這條路的羅秉成律師所說的，「為冤案平反是一個絕望工程，但還是要持續下去。」做為弱勢者的後盾，律師經常遇到巨大的悲傷，但是如果能夠透過講道理讓生命價值被看見，那麼律師獲得的也將是巨大無比的快樂。
原文刊載於《在野法潮》台北律師公會季刊2014第23期 (節錄P.54~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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